来自 文史 2018-11-22 15:36 的文章

中美南海航行自由相关法律问题研究(11)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对于海洋水文勘测及军事数据收集是否属于海洋科学研究, 《公约》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 以致于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现下还不能得到解决 (1) 。不过, 仅仅以《公约》个别条款将水文勘测和科学研究并列为由就坚持认为两者属于不同的概念, 美国的这种理解很明显有失偏颇。支持美国主张的学者们或许并没有注意到《公约》第227条中的一种表述:“……在海洋科学与技术研究各个层面的培训和教育项目, 特别包括:包含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和管理的海洋生物学、海洋学、水文地理学 (hydrography) ……”, 该条款明确是将水文地理纳入了科学与技术研究的范围。另外, 《公约》附件二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第3条中还有这样的一种表述:“委员会可与……国际水文地理……组织合作, 以求交换科学和技术信息……”, 该条款表明水文地理信息属于科学和技术信息, 因此也说明水文地理的勘测应该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实际上, 在《公约》中将某些词汇单独突出的方式很多, 我们认为对此可做这种理解:条款中之所以将“水文勘测”单独列出, 只是为了特意突出水文勘测。

  应该说, 水文勘测和海洋军事数据收集都是使用科学技术的方法和手段探索海洋, 其本身皆为科学研究活动的一种或者是进行更广泛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佩德罗索也承认这一点, 不过他认为海洋科学研究与水文勘测及军事数据收集的目的不同, 水文勘测及军事数据收集是为了航行安全和军事目的, 而海洋科学研究则是为了科学目的。这种以目的进行分类的方式显然过于主观随意, 因为水文勘测及海洋军事数据收集本身都属于科学研究活动, 而对于得到数据的国家将其用于什么目的, 沿海国是很难知悉和掌控的。有鉴于此, 包括贝特曼、丘吉尔 (R.Churchill) 和洛维 (A.Lowe) 在内的一些着名国际法学者都不认同美国的观点, 而由21位专家推出的《专属经济区航行和飞越指南》也明确指出, 除航行的船舶为航行安全收集必要信息外, 在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水文勘测应得到沿岸国的同意。希腊学者阿瑞斯—乔治马盖里斯甚至发出这样的感慨, “很难想象, 一个像《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样为世界普遍接受的、以‘和平利用海洋’为基本原则、致力于促进海洋和平与稳定的公约, 在对纯粹的科学数据搜集活动进行管理的同时, 居然能允许自由地进行军事数据搜集。” (2)

  四毗连区及防空识别区:安全管制问题

  《公约》第33条规定了毗连区制度, 明确沿岸国在毗连区内可以 (may) 行使控制权。美国认为, 该条款仅赋予了沿岸国海关、财政、移民、卫生等四项管辖权, 这种列举是穷尽的、封闭的。中国则认为, 《公约》对于毗连区内的管辖事项仅是一般的列举, 而且“may”这一词汇应理解为允许性的而非限制性、穷竭性的, 沿岸国可以为国家重要安全利益增加管辖事项。其实关于毗连区的立法, 较早可以追溯到1730年英国的《游弋法》。此后许多国家均在领海之外设立很多不同名称的毗连区, 如海关区、缉私区、检疫区、安全区等, 旨在对海关、财政、移民、卫生、渔业、环境保护或安全等事项进行管辖。在1930年海牙国际法编纂会议起草《领水公约》时, 哈佛起草小组曾将治安管辖放入毗连区, 国际法学会规则亦将治安、渔业管辖纳入其中, 只是由于对领水宽度及内容争议太大, 该草案最终未能通过。后来在第一次和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 均有许多国家提出毗连区管辖事项应包含安全、渔业、资源及环境保护等, 但由于各国意见并不统一, 最终也没有体现在相关的条款中。不过在实践中, 许多国家都规定了大于《公约》列举范围的安全管辖权, 比如印度、巴基斯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