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艺术 2018-11-22 15:46 的文章

浅析李邕《李思训碑》的历史影响和独特的书法风格

摘要

  《李思训碑》原题《唐故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谥曰昭公李府君神道碑》,立于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现存陕西省蒲城县。碑文三十行,每行七十字,是唐代大书法家李邕的代表作之一。我们都知道晋代王羲之为行书的发展成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王羲之的行书从东汉刘德升、三国钟繇一脉传下,又根据时代的要求进行了大胆的“改体”(唐代张怀瓘《书议》《书估》中都记载了王氏父子关于“改体”的言论)。虽然其真迹现已片纸不存,但我们从流传下来的摹本、刻本中仍可看出,其行书的笔法已趋于完善,点画的起笔、行笔、收笔,连带下笔的带法、顺接上笔的承法,几乎无所不备用;结字的避就揖让、大小错落的间插、留距炼行和行间布白,也都形成了法度。这些宝贵的遗产滋养了一代代行书名家,成为人们学习行书的典范。王羲之被后世尊为“书圣”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王字也并非毫无局限性。魏晋南北朝的应用字体承袭汉隶“碑版体”与“简牍体”分工的传统,以庄重矜持的“魏碑体”楷书写碑,以流利婉转的行、草书写书信等日常文书(流传到后世就是“帖”)。二体风格不同,各有用场。正如清代阮元所指出的:“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居其胜。”(《北魏南帖论》)王羲之的行书便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其风格体便只考虑手写文书、尺牍的要求,形成寓刚健于婀娜的特色,是非常自然的。以王字写简札,无可挑剔,但自从唐太宗李世民首倡以王体行书写碑,它就显出短处了。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极度尊崇王羲之,在为《晋书·王羲之传》作的题辞中,历数各家之失,独推王羲之为“尽善尽美”,他大量搜集王羲之墨迹入宫,甚至去世前还遗诏将《兰亭序》殉葬昭陵,可见笃好之深。李世民曾亲自用王体行书写了《晋祠铭》《温泉铭》二碑,这是中国书法史上行书入碑之始。现在《晋祠铭》原石尚存,《温泉铭》也有拓本传世,我们可以看到,李世民的用笔、结体乃至风神,确实深得王羲之法乳。两碑拓片裱成卷册,十分耐看,但若将它们放到寻丈高的丰碑上去观察,则未免稍显靡弱和散漫。这个问题不是王羲之或李世民的技法问题,而是行书字体第一次入碑时所表现出的对新用途的不适应。李世民的尝试无意中提出了一个“行书如何发展以适应时代新要求”的课题,李邕的行书正是由于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个课题而光耀唐代书坛。